赡养
刚过寒露，气温却跑赢了节气。尽管已经加了厚衣，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，我仍感寒意瑟瑟。
手机提示音响起，姐姐发来信息：“你给咱妈回个电话，可能找你有啥事。”母亲已是耄耋老人，拨打电话这样看似平常的举动，对她而言很是不易。我把我们子女的电话以快捷键的方式存在她的老年机上，并教她记住每个数字对应是谁。这次，她拨错了电话。
电话回过去，母亲很快便接起，我料想她应是一直在期盼中等待我的电话。
“妈，是我，打电话找我了？”
“嗯，也没啥事，现在在哪呢，都好着没？”母亲知道我的工作东奔西跑，每次总会问问我在哪个地方。
“我在新疆，都好着呢，等这阵忙过去了，我请假回去看你。”
“我在养老院啥都习惯了，她们也都不断来看我，你不用往回跑，总请假单位也不愿意（同意）你。”
母亲年迈听力很差。这次，尽管通话时戈壁滩的大风刮得呼呼作响，但在电话那头，母亲听得一字不差。
“那行，你先忙吧，不用操我的心。”母亲没有过多说什么，再次提醒我不要为她担心。
挂了电话，我意识到，自从在养老院与母亲道了别，有很久没有跟她通过电话了。我总觉自己远在他乡，力所不及的问候过于形式化，常把姐姐们，爱人和孩子常去探望母亲，当成解下感情加锁的理由。可在母亲心里，每个儿女都唯一而不可替代，越久没有听到消息，便会日日平添不安的心绪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！
回想今年八月，在那个阴郁的午后，我开车到二姐家接上母亲，在妻儿的陪同下，一起前往养老院。
此刻，车停稳后，大家七手八脚，帮着搬下母亲的老年手推车，收拾随车的生活物品。护工从车上扶下母亲，院方在门前为母亲做了一个极简短的欢迎仪式。
母亲推着老年车，在众人簇拥下，颤颤巍巍，慢步蹒跚走进养老院门厅。一阵急风袭来，在阴云密布的天空撕开一道口子，豆大的雨点登时倾泄而下，砸在车顶砰砰作响。
那天，姐姐们帮着铺床，收拾细碎，叮嘱护工降压药和零食在床头柜里归放的具体位置。母亲用目光端详着姐姐与护工的肢体动作，虽听得不真，也能读懂。我办好了入院手续，与大家一起围坐房内，久久不愿离开，生怕使母亲萌生一丝被“遗弃”的哀怨。
此刻，倒是母亲不断催促我们：“不早了，都回吧。”
这家养老院坐落在西安老城区，与母亲住的小区仅隔一条马路，养老院曾是一家社区医院，扩大经营后增加了养老服务，所以母亲对此并不陌生，另外不用出门便可就医，对老人也十分友好。
从最初的茅草房到平房，再到旧城改造原地安置的楼房，父母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十年，始终不曾离开过。短暂的人生抵不过时间的无常，2005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仍坚持要求一个人住，小区的老邻居和一草一木，她都难以割舍。但一转眼她愈发老了，老得连上二楼回家也成了一件难事儿。
我给母亲买了一台麻将机，并邀约她的麻友前来，以使她不用下楼就能在家中娱乐。当然，我本是有私心的。一来，邻居们可以陪母亲消遣；二来，万一她有个头疼脑热，也能有个给我“通风报信”的人。之前，除非病的抗不过，她都不会给我们打电话，自己吃点药悄悄挨着，这也是最令我们做子女担心的事儿。
“你看麻将机有谁要，把它卖了吧。”我很惊讶，毕竟我看邻居们陪她在家玩得也挺开心，没过多久母亲怎会这样说。
“那老刘头不爱讲卫生，‘喀嚓’咳嗽不停。老张一会去一趟厕所，冲一下马桶，打牌还要开着灯，费水费电，我看电视就行，不打麻将了。”
母亲出生在民国，经历过饥荒与战乱，一路颠沛流离来到西安，虽然早已过上安稳的日子，但节俭的习惯已融入骨髓。我知道我无法说服她，在她的坚持下，新买的麻将机盖上盖板，很快便成了家里第二张餐桌。
想给她找个保姆，更是被母亲断然拒绝。“找个保姆，花钱找不痛快。”小区几家邻居为老人找的保姆都不如意，老人们闲聊中以讹传讹，使真相本身被严重妖魔化，所以母亲对保姆有一种天然抵触。
既然母亲日子过得仔细，那就将计就计。
“妈，现在壮壮（我儿子）上学也正花钱，这马上冬天又到了，我房子交着暖气费，你这也要烧着暖气，不如你跟我住，把这房子租出去，一进一出，一个月可省不少呢。”
“房子能租多钱？”
“我问中介了，估计能租一千七八呢。”
听完这话，母亲只考虑了一下，便说“那行。”
带母亲在我的小区熟悉新环境，她学会了独自乘坐电梯，知道了小区内的路和单元号。但家里那只厚重的防盗门锁，无论她怎样费力，都拧不开，为此我立即购买了指纹锁，解决了出入问题。
我住的小区是新建小区，居住着五湖四海为生活打拼，买房定居的大批新移民，他们年轻、忙碌，每天行色匆匆。白天的小区空空荡荡。我原来以为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都比以前好，母亲应该很满意。后来我发现，没有了老邻居，老朋友，母亲独处的时间，失去了光彩。白天当我们离家工作，家中只有“果果”（小贵宾犬）与她做伴。
有一天，我回到家，母亲开心地跟我讲起，在楼下认识了一个老婆儿（老太太），小她十几岁，山西人，能聊得来。
“很好呀，这下你有伴儿啦，天凉了，你也可以叫她来家里聊。”我说。
后来我见过这位老太太。由于方言各异，母亲听力又不好，她们交流起来很吃力，基本都是东拉西扯，你说你的，我讲我的，不时还要点个头装作听懂，其实压根对不上频道。她们约定，只要天气好，每天在楼下见面，那段时间午休过后，母亲会准时推着老年车，牵上“果果”下楼赴约，显得很有仪式感。
“那个老婆儿走啦。”
“楼下那个老太太吗？去哪了？”
“儿子在外地做生意，跟着去了，她说今年不会再回来了。”
忽一日，当母亲再提起那位老太太，眼神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与不舍。这像极了小朋友正开心玩耍，却被各自家长强行带回家时的那种不情愿，不过孩子们的娱乐方式还有很多种，这种不快很快便会淡忘，而年迈的母亲除了重回孤独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与我一起生活的日子里，母亲改掉早睡早起的习惯，经常晚上坐在沙发上，收看戏曲频道豫剧、京剧、黄梅戏还有些叫不上名的小剧种，反复重播的戏剧，直到很晚。我说：“你早点睡吧。”她说：“睡太早，早上醒得早。”
早上，母亲总是在我和爱人起床洗漱完以后，才走出她的房间。我曾悄悄推开过她的房门，看到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睡，且轻声叹息的那种煎熬。我对她说：“早上睡不着，你就起来屋里走走，锻炼锻炼。”她说：“你俩儿上班都辛苦，早上多睡一会，我起来就影响你们休息。”
“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可不要多心。”
“啥事，你说。”
“小区对面那个养老院，我当时去看过，条件还可以，熟人也多，你把我送过去吧。”
我回绝了母亲的提议。我知道，是我过不了心理关，我甚至眼前已浮现送母亲去养老院时，一路之隔的邻居们在背后指指戳戳，议论子女不孝的一幕。我同时又很羞愧，母亲被“囚禁”一般的生活，除了使我心安，却不能给她的晚年带来快乐。
即便这样的生活，也很快被打破。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动，我需长期驻在外地，爱人平时工作忙碌，加班成为常态，每天早出晚归。这加剧了母亲的孤独感，同时也让我们做子女的更加担心母亲独处时的安全问题。
二姐主动放弃与女儿一家的团聚生活，从南方返回西安，接母亲到家里专程照顾。可是一年来，母亲两次出现心动过缓紧急送医，加之姐夫也住院两次，二姐两头照顾，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
二姐说：“没事，她能应付。”但我觉得，母亲养老的事儿必须重新考虑了。
我问母亲：“养老院，你真的愿意去吗？”
“愿意，离家近，熟人多，楼下就是医院。我去了以后，你们也都安下心了。”母亲说。
母亲入住养老院的消息，在小区不胫而走，老邻居们纷纷前来探望，一路之隔就是熟悉的小区，如果母亲想去，护工会送她过马路，待聊得尽兴后，再接她回去。我不去想以后会怎样，母亲像是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自己的家，身边多了更多同龄人的陪伴，生活变得充实，这对于风烛残年的她来讲，未免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知道，去养老院她不是为自己，这解决了我们因赡养而面临的无奈和焦虑，母亲的通透令我感动。此刻我已不再担心旁人的议论，甚至为之庆幸。
又是一年重阳节，家家都有难念经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愿天下老人晚年都能有个好的归宿。